【對談】戈麥斯:民主陣營 AI 就剩 Cohere 和 Mistral 撐場
Cohere 七歲了。七年前,艾登·戈麥斯(Aidan Gomez)還是個在 Google Brain 實習的研究生,跟著 Geoffrey Hinton——深度學習領域的開山鼻祖——做研究,順手參與寫了一篇叫〈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的論文,奠定了今天所有生成式 AI 的底層架構。那年是 2017 年。兩年後他離開 Google,在多倫多和兩個朋友共同創辦 Cohere,專門把大型語言模型賣給企業用。現在 Cohere 員工近千人,收入數億美元,剛宣布要合併德國 AI 公司 Aleph Alpha。這場訪談是加拿大創投 Radical Ventures——Cohere 最早的投資人——辦的創辦人課程,主持人就是 Radical 的共同創辦人 Jordan Jacobs,也是當年第一個說去做吧的人。兩個人坐在一起,聊的不是公關稿,是七年來真正踩過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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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談話有五個值得記的點:第一,為什麼一開始就選企業市場而不做消費者產品,背後邏輯比表面看起來更深;第二,Cohere 把AI 主權當成核心命題,而不是行銷詞彙,合併 Aleph Alpha 就是這個邏輯的延伸;第三,全球分散雇用從疫情的妥協變成護城河,但戈麥斯承認代價真實存在;第四,三人創辦團隊為什麼比兩人更穩,他有一套說得出口的理由;第五,走了七年還說感覺像重新開始,這句話值得單獨拿出來看。
◎選企業市場不是策略,是因為根本不知道要做什麼產品
2019 年沒有人在買大型語言模型。沒有市場,沒有定價慣例,連要按字元收費還是按 token 收費都不知道。戈麥斯的邏輯很直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押注一個具體的消費者產品,你很可能押錯。他的解法是先做平台,等別人摸清楚哪個應用場景有效,Cohere 就成為那個應用場景的底層供應商。他說得很白:如果我們當時在消費者市場賭一個太具體的產品,我們今天不會坐在這裡。這不是什麼高瞻遠矚,這是在技術剛冒出頭,市場還不存在的時候,用做平台來對沖不確定性的生存策略。能不能複製?他自己說不確定,但有一個前提必須成立:你必須是在一個連市場都還不存在的技術上面建東西。如果市場已經在了,繼續做最通用的那層反而是最慢的路。
◎AI 主權不是民族主義,是工程問題

戈麥斯用系統工程的語言講這件事:不要建單點失效的架構。他指出,冷戰期間民主國家把戰鬥機,飛彈,核電廠分散在多個盟國研發,但整個數位革命——消費性電子,社群媒體,雲端運算——幾乎百分之百來自同一個國家。這種集中度在和平時期看不出問題,一旦出事就是系統性風險。訪談中提到的Mythos 事件是具體的觸發點:美國政府切斷了所有非美國用戶——包括盟國企業,政府,甚至美國公司裡的外籍員工——對某 AI 服務的存取。這件事讓很多人從理論上的擔憂跳到這真的會發生。戈麥斯說這是一道過了就回不了頭的門。合併 Aleph Alpha 讓 Cohere 同時具備加拿大和德國法人資格,符合歐盟採購本土產品的定義,這不是情感,是市場准入的鑰匙。
◎遠端工作是妥協,但妥協出了護城河
Cohere 的全球分布是疫情逼出來的,戈麥斯不掩飾他不喜歡遠端工作。他說如果能揮魔法棒,他會把所有人集中到同一個城市同一個房間。但現實是他的直屬主管分散在邁阿密,舊金山,蒙特婁,多倫多和倫敦。代價是管理難度。意外的收穫是:Cohere 因此在多語言技術上投入很早,現在在日本,韓國,沙烏地阿拉伯,德國都有在地存在感。他說的一句話可以直接拿走用:我們不是去那裡收錢的,我們在那裡待了好幾年,什麼都沒有要求。這種在地信任是後來談主權 AI 合約的本錢。這個護城河不是設計出來的,但它是真實的。
◎三人創辦團隊的真正優勢不是投票機制,是有人可以說話
戈麥斯把共同創辦人關係類比成婚姻——命運永久交纏,無法脫身,只能學著相處。他說寧願一個人創業,也不要找一個錯的共同創辦人。但他也說三個人比兩個人多了一個關鍵功能:當你和其中一個人有衝突,還有第三個人可以去傾訴,而那個人既能安慰你,又可以告訴你但你也應該聽他說的。兩個人的團隊一旦鬧僵,就是整個創辦結構的危機;三個人的團隊可以讓衝突停留在雙邊,不擴散成存亡問題。他說這不是他設計的,他只是運氣好。但這個觀察是可以帶走的。
◎七年後說感覺像重新開始,這句話要認真對待
有人問戈麥斯什麼時候確定 Cohere 是一門可以重複運作的生意。他說大概十三個月前,但馬上又說其實現在也還不確定。隔天他要在倫敦開董事會,還在問自己現在做的東西十二個月後還有沒有用。這不是謙虛的說法。合併 Aleph Alpha,完成新一輪募資之後,他說 Cohere 會變成一家新公司,進入完全陌生的水域。他形容這件事既嚇人又令人興奮。一家快要有 1100 人的公司,創辦人還在用這種語氣描述自己的處境——這要麼是真的,要麼是他還沒學會說官方說法。從整場訪談的語氣判斷,比較像前者。
Cohere 的故事到目前為止有一個清晰的主軸:在沒有市場的時候選擇做平台,在沒有人重視主權 AI 的時候提前佈局,在疫情逼出全球分布之後把它變成優勢。每一步看起來都很聰明,但戈麥斯自己說得很清楚,很多是運氣,很多是當時沒有更好的選項。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七年後的心態:Cohere 在民主陣營的 AI 競賽裡,大概就剩它和法國的 Mistral 兩家還在場。這個賭注的分母很小,壓力不會因為公司變大而變小。
描述收到同事電郵,看到 Transformer 模型第一次生成連貫文字的那一刻,以及當時的心理衝擊
說明為什麼選企業市場:不是因為有策略,而是技術太新,市場不存在,做平台是對抗不確定性的唯一合理選項
完整解釋 AI 主權的定義,以及 Mythos 事件如何讓這個議題從理論變成現實;包含對民主國家技術集中風險的系統性分析
逐一介紹 Cohere 的產品線:Command 系列語言模型,Embed/Rerank/Parse 搜尋模型,Compass 資料存取系統,以及企業自動化平台 North
被問到動力來源時,直接說:在美國和中國之外,民主陣營大概只剩 Cohere 和 Mistral 兩家,如果兩家都失敗,後果很嚴重
談 AI 工具對單人創辦者的影響:一個人現在能做到的事相當於五年前十個人的規模,但同時投資人的期待門檻也跟著拉高
被問到何時確認 Cohere 是可重複運作的生意,回答大概十三個月前,但現在也還不確定;並說現在仍在問自己做的東西十二個月後是否還有效
看完今天的,讓明天的自己送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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