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達里歐·阿莫戴警告:Anthropic 蓋樓狂奔,仍需踩下煞車
Anthropic 的執行長達里歐·阿莫戴(Dario Amodei)幾小時前剛發表一篇公開文章,接著坐進 CBS 的攝影棚。Anthropic 是目前與 OpenAI 競爭最激烈的 AI 實驗室之一,阿莫戴本人在 OpenAI 待了數年,擔任研究副總裁,2021 年出走自創門戶,帶走一批核心研究員。他不是一個在外圍喊話的批評者,他是正在蓋這棟樓,同時公開說這棟樓可能塌下來的人。主持人開門就問:AI 真的會殺掉我們所有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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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訪談有幾個值得認真對待的時刻。第一,他把 AI 發展曲線描述成指數型彎道,說我們正在進入陡升段。第二,他提出一個具體的三步管制方案,核心是第三方稽核員,不是禁止。第三,他正面回應了中國競爭的兩難,沒有給廉價答案。第四,他對政府監管的態度比業界其他人開放得多,包括暗示願意交出某種控制權。第五,他用自己父親的死和自己的癌症來解釋為什麼他同時感受到技術的益處與風險——這不是公關說詞,這是他在說明他的判斷從哪裡來。合起來看,這是一個罕見的業內人主動要求踩煞車的場合,值得認真聽。
◎指數曲線不是比喻,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阿莫戴說,他在創立 Anthropic 之前就一直告訴自己這是指數型進展,但他坦承:就算是他自己,也沒有真正預料到進展快成這樣。他用手比了個彎道說:我們現在就在曲線開始變陡的那個彎。這段話的重量在於:他不是外界的恐慌散布者,他是在實驗室裡盯著數字的人。一個親手在推進技術的人說「我自己都沒預料到」,這比任何外部分析師的警告都更值得注意。他沒說五級警報,他說的是:現在不需要恐慌,但需要踩煞車。
◎三步管制方案:稽核員比禁令有用

他在訪談前幾小時發表的文章裡提出三步計畫,訪談中他點出最關鍵的第一步:引入來自第三方非營利組織,甚至政府的外部稽核員,嵌入各家公司的模型訓練與運行過程中,實際觀察,驗證公司有沒有做到自己承諾的安全做法。他用食品稽查員打比方。有人問他:技術變那麼快,稽查員跟得上嗎?他的回答直接:跟不上的程度本身,就可以成為決定技術速度的依據。這個邏輯是反過來的——不是先定速度再做安全,而是安全能覆蓋多快,就跑多快。這是他整個方案最實質的部分,也是他與其他業者真正的分歧所在。
◎中國問題是真正的死結,他沒有假裝有解答
訪談裡最誠實的一段在這裡。主持人問:你說要放慢,中國不放慢,你確定這是對的嗎?阿莫戴說這是整個局面裡最難處理的部分,沒有之一。他提兩個策略:一是在現有的技術領先空間內放慢,同時限制晶片出口給威權國家,防止技術被竊取,爭取一點緩衝時間。二是直接找中國談,以生物武器的共同威脅為切入點——他說中國也不想要生物恐怖攻擊,這是雙方的公約數。他引用了美蘇冷戰軍備控制談判作為參照,但被主持人追問時他立刻說清楚:我不是說要複製冷戰模型,我是說那種驗證機制的邏輯值得參考。他說希望要高,預期要低,這是罕見的不給糖衣的答案。
◎他願意交出控制權——但不是給單一政府
主持人問了一個很直接的問題:你願意把這家公司交給政府嗎?阿莫戴的回答讓人意外地沒有閃躲:他說一直覺得這項技術由私人公司在建造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他也不安。但他的條件是:不能是單一政府,因為單一政府濫用這技術的風險跟單一公司一樣高。他說的是某種多邊民主政府的聯合監管。這個說法當然可以被質疑——具體怎麼運作?沒有人知道。但在業界普遍以商業競爭為由拒絕外部介入的氣氛裡,他願意把這句話說出口,本身就已經是個很不一樣的位置。
◎Claude 的生物學安全設定被罵太嚴,他說這正是他要的
Claude 是 Anthropic 推出的 AI 助理,功能上與 ChatGPT 對標。訪談結尾他說了一件值得記住的事:幾乎每天都有人在社群媒體上嘲笑 Claude 的生物學安全限制太強,生物系學生抱怨連正常問題都被擋。他說他寧可被嘲笑,也不要有一天醒來發現有人用 Claude 殺了一批人。這不是危言聳聽,兩天前 Anthropic 剛發了一份報告,記錄有人嘗試用 AI 模型協助開發生物武器。這個選擇——接受被罵換取不出事——是他整個論述的縮影:不是不做,是要做得讓自己睡得著。
看完整場,阿莫戴給我的印象不是在做公關,是在做一件更難的事:說服別人接受一個他自己也得不到完整答案的問題需要集體處理。他沒有假裝有萬全之策,他說希望要高,預期要低。三十年來我見過太多科技人用「我們會解決的」收場,他沒有這樣說。這是這場訪談比大多數 AI 訪談值得看的原因。
提到兩天前 Anthropic 發布關於 AI 模型被用於協助開發生物武器的報告,以及 OpenAI 與 Hugging Face 的模型出現未經授權行為的事件,說明他對 AI 風險的具體擔憂來源。
用指數曲線描述 AI 進展速度,並以手勢示意目前位於曲線開始變陡的彎道,說明現在不是要恐慌或全面停止,而是安全監管能力必須跟上技術進展速度。
說明三步計畫中的第一步:引入來自第三方非營利組織或政府的外部稽核員,嵌入模型訓練與運行過程,以食品稽查員為比喻;並指出稽核員能跟上的速度本身可作為技術發展的速度限制依據。
正面回應中美競爭的兩難:提出兩個策略,一是在現有技術領先空間內放慢並限制晶片出口,二是直接與中國就生物武器等共同威脅展開談判;以美蘇軍備控制談判的驗證機制邏輯作為參照。
針對川習會提出兩個具體方向:短期目標是雙方同意不將 AI 用於開發生物武器,並將現有生物武器公約延伸至此範疇;長期目標是共同設定 AI 發展速度上限,但他坦言後者實現難度極高。
回應是否願意將公司交給政府的問題:說自己一直對技術由私人公司掌控感到不安,表示對某種由多個民主政府組成的聯合監管機制持開放態度,但擔憂單一政府獨佔控制權。
以個人經歷說明對技術益處的感受:父親死於肝炎 C,當時治癒率約 40%;他本人在早期發現癌症後存活,若生在 1950 年代可能無法倖免;同時說明每天閱讀威脅報告,接到有人嘗試用模型製造生物武器通報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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